核心病根：历史的“幽灵”从未离去

1929年与今天的核心相似之处，并非具体的触发事件，而是资本主义体系内在的、周期性的痼疾。这些痼疾只是换上了新的外衣。

核心病根

1929年的表现（旧瓶）

当下的表现（新酒）

1. 债务与杠杆过度积累

“咆哮的二十年代”的消费信贷、股市保证金交易（用10%的钱买100%的股票）。

全球公司债（特别是BBB级低质投资级）、政府债务飙升、学生贷款/汽车贷款、以及金融衍生品带来的隐形杠杆（如CDS、跨币种互换）。

2. 资产价格严重背离基本面

股市泡沫：市盈率畸高，擦鞋童都在谈论股票。

全方位资产泡沫：不仅股市（美股长期牛市），还包括房地产（多国城市）、私募股权估值、加密货币等。由超低利率和流动性泛滥长期催生。

3. 财富与收入差距极端化

前1%的富人拥有19.5% 的国民财富（1929年）。繁荣的成果未被广泛分享。

“我们的时代”：前1%的富人拥有~32% 的新增财富（疫情以来）。资本回报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（r > g），导致财富世袭和集中。

4. 银行业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

** unprotected** 的银行体系，缺乏存款保险，一旦恐慌，挤兑必然导致银行成批倒闭。

“影子银行”体系：货币市场基金、对冲基金、私募信贷。它们扮演着银行的角色（期限转换、流动性创造），却不受同等严格的监管，是新的脆弱环节。

5. 全球贸易与经济链条断裂

《斯姆特-霍利关税法》 引发全球关税战，国际贸易崩溃，加剧了萧条。

“去全球化”与地缘政治：中美脱钩风险、供应链重组、俄乌战争后的能源与粮食危机、各国倾向于产业回流和技术保护。

上帝视角的分析：新形势与旧病根的交织

从1929年的视角看今天，我们会得出以下冰冷而残酷的分析：

“央行神话”与道德风险的深渊1929年： 美联储不仅没有救市，反而错误地紧缩货币，加速了银行倒闭潮（清算主义思想）。今天： 我们生活在“美联储看跌期权”（Fed Put）的时代。市场坚信，一旦危机发生，央行（美联储、欧央行等）会毫不犹豫地降息、量化宽松（QE）、甚至直接入场购买资产。风险点： 这种信仰消除了市场对风险的恐惧，催生了更大的泡沫。更重要的是，它让央行没有了退路。一旦通胀变得顽固（如现在），央行必须在抑制通胀和拯救市场之间做出残酷选择。这种两难境地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源。金融工程的“伪复杂性”与系统性关联1929年： 风险是简单的、可见的（股市崩盘、银行挤兑）。今天： 风险被复杂的金融工程（衍生品、证券化、算法交易）分散、转移，但也隐藏和叠加了起来。2008年的CDS只是冰山一角。如今，跨境美元债务、基于算法的闪崩风险、ETF市场的流动性错配等问题，可能使危机的传播速度远超1929年，且无人能完全看清风险的全貌。系统更“坚韧”但也更“脆弱”——平时小冲击能吸收，但一旦超过临界点，崩溃将是指数级的。社会结构的撕裂与政治极端化1929年： 大萧条直接导致了全球政治格局的巨变，助推了法西斯主义在德国、意大利等地的崛起。今天： 极端化的贫富差距正在撕裂社会契约。民粹主义、民族主义、反建制情绪在全球抬头。这意味着，当下一次大型危机来临时，各国政府很难像2008年那样协同救市。相反，我们更可能看到的是 “以邻为壑”的政策（贸易壁垒、资本管制、争夺资源），这将极大地加剧经济的下行螺旋，并可能引发地缘政治冲突。全球领导力的缺失1929年： 英国衰落，美国不愿接手领导权，全球缺乏协调危机的“锚”。今天： 美国主导的“自由主义国际秩序”正在瓦解，没有明确的替代者。中美战略竞争使得G20等国际协调机制失效。缺乏全球合作的危机应对，其后果参照1929年，将是灾难性的。结论：与1929年不同的“终极崩溃”场景

站在上帝的视角，我们并非预言一场与1929年形式一模一样的危机（银行挤兑、通缩螺旋），而是指出：旧世界的内在矛盾正在一个新舞台上积聚能量，这个舞台的结构比1929年复杂得多，但支撑它的道德风险、债务基础和社会矛盾同样摇摇欲坠。

最可能的危机路径也许不是简单的“市场崩盘”，而是一场 “滚动的慢性病”：

高通胀迫使央行持续维持高利率。高利率戳破某个过度杠杆化的领域（商业地产、私募股权、僵尸企业）。亏损引发影子银行体系的连锁反应和流动性冻结。各国政府因债务高企、社会分裂而救援能力受限、救援意愿不足。地缘政治冲突趁机加剧，打断全球贸易和供应链，从外部给经济带来额外供给冲击。

最终，这可能演变为一场 “滞胀式”的债务危机——这与1929年的纯通货紧缩危机不同，但痛苦程度可能不相上下，因为它同时剥夺了央行（通过放水）和财政（通过发钱）的快速救援能力。

历史的教训不在于它会简单重复，而在于它总会以新的方式，惩罚同样的贪婪、短视与不平等。 今天的金融体系拥有了1929年无法想象的救火工具，但也亲手堆砌了一个更大、更复杂、关联性更强的火药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