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有量变，就不会有质变。

这种量变，就表现为可重复性——具有可重复性——这是量变的前提必要条件。如果连可重复性都不具备，那么又怎么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质变呢？

也即不会有质变。

我们看伟人怎么运用量变和质变这组正反面，

毛主席：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，歼灭美、英、土军一个整营，至多两个整营，也就够了。现在我第一线有八个军，每个军歼敌一个整营，共有八个整营，这就给敌以很大的打击了。假如每次每军能歼敌两个整营，共有十六个整营，那对敌人打击就更大了。如果这样做办不到，则还是要求每次每军只歼敌一个整营为适宜。……这样，再打三四个战役，即每个美、英师，都再有三四整营被干净歼灭，则其士气非降低不可，其信心非动摇不可，那时就可以作一次歼敌一个整师或两个、三个整师的计划了。过去我们打蒋介石的新一军、新六军、五军、十八军和桂系的第七军，就是经过这种小歼灭到大歼灭的过程的。

我军有量变，这种量变会引起敌军的质变——同样，也会引发我军的质变——从一个整营，到一个整师，再到两个三个整师。

正是通过这样的歼灭战策略——我军越来越强，而敌人则越来越弱。——既诛敌人的军队，又诛敌人的心。——如果不诛心，那么敌人就会不服输，就会不放弃再来的。——也即事情不能结束。

在竞争中，这种量变和质变的过程——我方发起的量变中包含着质变，在我方发起的量变中——也使敌方发生质变。只有这样的量变事件，才是好的、才是最高效的。

我们再看伟人怎么用量变和质变这组正反面判断一个事情的好坏。

毛泽东曾致电彭德怀说“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，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”

显然，这就是看一个事情的可重复性，如果它是可重复性的，那么这个事情就是好的。如果这个事情不具有可重复性，那么这个事情对于解决问题的帮助就是有限的。

任何一个事情，都是有好处存在、也有坏处存在的，并且往往这种好处和坏处之间，很难比较、很难衡量、并且在后来会发生变化和发展——也就难以判断定个事情的好坏——所谓的好坏难辨。没有依据，就很难说一个事情是好是坏，就会有的人说是好的、有的人说是坏的。

所以，从量变和质变这组正反面来看——通过检查这个事情的可重复性——能否再来几次——如果能，就是好的，如果不能，那就是不好的。——尤其是那些只能进行一次的行动，那往往在长期上是不健康的，是会让人夭折、而不能走到终点的。

可重复性——也意味着事情里的某种必然性，所以，量变到质变——本身最终也导向了必然和自由的这组正反面。

而根据辩证法，立足于必然，走向自由——也就是说，基于这种可重复性的东西，才能走向自己的自由。

可重复性——也即意味着具有长期性，而没有可重复性——也即只有一时性，所以量变到质变——本身最终也导向了一时和长期的这组正反面。

所以，如果是追求长期的、追求更长久更健康的——就可以通过判断一个事情的可重复性，来检验这个事情是否符合自己的追求。

如果多用可重复性来有所为和有所不为，就得到了长期思维。——最终会得到质变的——也即会让一个人或一个组织最终实现质变。